摄影/本报记者 杨秀云我第一次接触中国是在1988年。那次我带一个四人小组到长春吉林大学进行为期五周的"研究中国"项目的调查。我原本打算在这一次短期旅行之后就前往伦敦做另一份工作,但当我在长春站下火车时,一下子意识到伦敦是不会去的了。我曾在西非、北非教过书,工作过,而中国似乎更适合我。我很幸运,吉林工业大学愿意从1989年3月开始聘任我做英语指导。来中国两个月后,我遇上一次严重的自行车祸,我的膝盖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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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影/本报记者 杨秀云我第一次接触中国是在1988年。那次我带一个四人小组到长春吉林大学进行为期五周的"研究中国"项目的调查。我原本打算在这一次短期旅行之后就前往伦敦做另一份工作,但当我在长春站下火车时,一下子意识到伦敦是不会去的了。我曾在西非、北非教过书,工作过,而中国似乎更适合我。我很幸运,吉林工业大学愿意从1989年3月开始聘任我做英语指导。来中国两个月后,我遇上一次严重的自行车祸,我的膝盖...